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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发布日期:2019-11-08 05:35   来源:未知   阅读:

  改革开放40年是百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史上的繁荣时期。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走过了逐步恢复、全面展开、锐意进取和创新发展的四个阶段。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成绩巨大,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内容不断丰富,成果数量空前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改革开放40年,不仅是中国新闻史研究者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四十年;而且是新闻史学科地位确立、成熟、反思和拓展的四十年;更是新闻史研究受国家资助力度最大、涌现成果最多、社会反响最好的四十年。展望未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强化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确立新闻史研究的总体目标,推进整体新闻史研究,提升中国新闻史研究整体水平。

  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席秘书长(北京 100872);张文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博士生(广州 510632)。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及其理论建设研究》课题成果,项目号为:RMXW2018A002)。

  1978年12月中国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中国新闻业建立了多种类、多层次、多功能、多样化的新闻媒介网络,形成了高科技、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体系。改革开放的40年,不仅是中国新闻业取得巨大成就、发展最为迅速的40年,而且是新闻学引入并借鉴传播学建立新闻传播学科、形成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的40年,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迎来学术春天、花枝春满、百花齐放的40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的新闻史研究逐步恢复(1978—1988)、全面展开(1989—1999)、锐意进取(2000—2009)、创新发展(2010—2018),而作为新闻传播学分支学科的新闻史,历经确立、成熟、反思和拓展等阶段,迎来了一个崭新发展的新面貌。

  “”期间,各个大学的新闻史课程停开,新闻史的研究陷于全面停顿状态。随着拨乱反正的完成,许多新闻史研究者重返岗位,新闻史教学和研究队伍逐渐恢复重建,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起,几个老的大学新闻系中恢复了新闻史课程,重建了新闻史教研室。到1982年,已有14所大学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设了新闻史课程。此后北京及各省、市、***纷纷成立新闻学会和新闻研究所,并设置新闻史组,组织会员从事新闻史方面的研究。至1985年,全国创建了40余个新闻学会和50多个新闻学研究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分工从事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全国不下150人。全国除人大、复旦、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系能继续招生外,还在近30所大专院校中增设了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设了新闻史课程,在全国各高等学校从事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已经接近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和人大、复旦、北京广播学院、厦门大学的新闻系陆续开始招收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其中有20人左右是以新闻史为研究方向的,1985年又招收了三名以新闻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以上这三部分共约200余人,是当前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基本队伍和班底,加上其他从事新闻相关工作者,这支队伍的实际人数恐怕要超过500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多层次、多梯队、多兵种、老中青相结合的新闻史研究者队伍。[1]

  新闻史研究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尺度,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更新观念,抛弃了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重视报纸舆论功能。新闻界的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带动了学术讨论活动的热烈展开。1980年4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新闻史组就如何编写中国新闻业史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新闻界老前辈萨空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广播学院赵玉明、新闻所负责人戴邦、谢冰岩以及新闻所的其他同志参加了座谈。座谈会着重讨论了有关编写中国新闻业史的指导思想、研究范围和对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意见交流,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关于编写新闻史的指导思想,与会者认为:新闻业史必须有自己的特点……新闻业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主张:报刊史要有报刊史的特点,不能写成一般的历史,或写成阶级斗争史、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报刊史是总的通史的一部分。属于文化史的范畴,也是政治斗争史的一部分。[2]对于新闻业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与会者倾向于叫新闻事业史,其范围除了报纸和期刊外,还应包括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中国新闻事业史从地区上讲,应包括台湾、港澳。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要占一定地位。[3]1981年7月,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联合主办中国新闻史研究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30余名新闻史研究者参加了座谈讨论。宁树藩在发言中主张要以新闻事业的发展为主线,研究范围应该更广阔些等;方汉奇提出了“如何突出报刊史特点”问题,强调“报刊的发展是有它本身的规律的”。戴邦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把新闻史写成政治思想史、阶级斗争史,并且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作为主线”,认为“新闻业史首先是要研究新闻业务本身的各种业务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性的历史”。正如有参会者记载:“打倒‘’以后,百废俱兴。新闻史这个向来冷落的学科,也开始热闹起来。”[4]此后,关于新闻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和新闻历史任务研讨会不下12次。会议的规模和讨论问题的深度都超过了过往。

  正是由于新闻史研究队伍的恢复与壮大,他们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导,不断解放思想,高度重视对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加强历史事实的考订工作,努力发掘、发挥报刊原件和档案资料的作用,使得新闻史研究逐步恢复,成果不断涌现,数量不断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1988年,新闻界出版的新闻史相关著作多达378种,平均每年出版34.3部。[5]新闻史的研究园地迎来了花枝春满、蝶舞蜂喧的新景象。

  该时期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教材、专著和文集,以报刊史和新闻事业史的整理与研究为主。报刊史方面,著作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报刊史线)和《中国古代的报纸》(1979.10)、复旦大学新闻系编的《人民的喉舌——邹韬奋论报刊》(1980)、徐铸成的《报海旧闻》(1981)、《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下,1982)、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1983)、李良荣的《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1985)、杨光辉等编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函概况》(1986)、王凤超的《中国的报刊》(1988)、宋应离的《中国大学学报简史》(1988)等。这些著作都是厚积薄发之作。其中,报刊史代表作是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该书于1981年6月出版,共分七个章57万字,概括了1815到1915年约100年间的报刊史,是厚积薄发之作,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早问世的新闻史力作,开启了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学研究的新纪元[6]。《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后获得多种科研奖项,其巨大价值有口皆碑,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地新闻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新闻事业史方面,主要有暨南大学新闻系编辑的《华南新闻事业史料》(1980)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资料》(1982)、方汉奇等编著《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83)、方梁家禄等人编写的《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1949年)》(1984)、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1985)、谷长岭和俞家庆《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1987)、许焕隆的《中国现代新闻史简编》(1988)等。这些成果大部分都是多年研究的力作,为相应时期的报刊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新闻专题史方面,与广播相关的史料整理与汇编较为突出,主要有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的《中国广播史料选辑》(1979)、吉林省广播电视学校编的《中国广播简史》(1983)、壮春雨的《中国电视概述》(1985)、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1987)等。此外,中国党报史、中国企业报刊史、中国军事报刊史等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如黄河、张之华同志合作编写的《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1986)。

  外国新闻史研究受到重视。1979年5月,《国际新闻界》复刊,注重报道国际新闻界动态,逐渐成为外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园地。同年李瞻主编的《外国新闻史》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81年,宁新的《日本报业简史》出版,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最早出版的外国新闻史著作。1982年,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新闻史》《外国新闻界概况》。1984年,刘有源出版著作《美国新闻事业概况》。1985年,李明水出版著作《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分析、比较与评判》。1988年,大陆外国新闻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先后有四本著作问世,分别是:张隆栋和傅显明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陶涵的《世界新闻史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撰的《七国新闻传播事业》、陈力丹的《世界新闻史纲》等。

  197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创办《新闻研究资料》,初为不定期刊物,1981年起改为季刊,以新闻史料搜集和研究为主。197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创办。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了《新闻学论集》学术丛刊,都发表了不少新闻史论文。1981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新闻大学》。当时的新闻业务刊物纷纷开设“新闻史话”栏目。这些刊物和栏目都成为新闻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和园地。

  新闻史料的整理工作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地方新闻史研究得到加强。各地陆续创办了《新华社史料》、天津《新闻史料》《湖北省武汉市新闻志参考史料》《武汉新闻史料》《新闻界人物》等新闻史专业刊物。据不完全统计,至1985年公开发表的有关新闻史的文章,累计达三千六百八十三篇;仅《新闻研究资料》一种,截至1985年上半年就出版了三十辑,发表新闻史方面的文章和资料七百一十六篇,六百万字。[7]1978年以后,全国25个省市***的新闻研究机构积极开展本地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其中,湖南、湖北、黑龙江和原察哈尔地区启动早,进度快;吉林、广东、河南、天津等省市进步较大。

  新闻史研究者在关注对历史研究的同时,立足当下,总结经验教训,呼吁立即进行当代新闻史的研究。1986年,钱辛波发表文章,“希望大家来写当代十年新闻史”,认为: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这期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可称为历史性的变化。这十年内容丰富,值得大书特书,对中国新闻事业来说也同样如此。[8]也有学者对当代新闻史研究的迫切性进行思考。郭镇之撰文指出:“研究当代新闻史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三十六年了,这期间新闻事业的进程与共和国的成长是大体同步的,应当及时进行历史的反思,得出公正的结论,引出适当的教训。”[9]在当代人写当代新闻史理念指导下,1987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成立,先后出版《中国的广播节目》《中国的广播电台》《中国的电视台》《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梅益谈广播电视》。有些是年出版的著作就写到了当年的年份,如《中国国际广播史料简编1947—1987》(1987)。198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30年:1958—1988》出版问世。

  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恢复发展的过程中,研究者不断探讨学科属性、其学科地位基本确立。1981年,方汉奇撰文阐述了新闻史研究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一般所说的新闻学,通常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的研究自然很重要,新闻史的研究也同样重要。这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讨和解决新闻理论上的一些问题,继承和发扬前辈新闻工作者的好的传统,总结和借鉴他们的丰富经验。[10]1985年,“新闻史是历史的一门科学”成为新闻史研究者的普遍共识。新闻史的学科属性被确定下来,“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的研究范围被认可,“新闻史,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特别是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各个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手段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类报刊、一类报人,乃至于具体到某一家报刊、某一个报刊工作者和某一个宣传战役的历史。研究到近代以来的新闻史的时候,则还要兼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现代化新闻传播机构和新闻传播手段的历史。”[11]

  在新闻界对新闻史学科属性和地位达成共识之后,社会对新闻学科及其新闻史也提高了认识。国家科委1987年年度统计年报工作文件中把新闻学正式列为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15个学科项目之一,2012——2013赛季AC米兰的主力阵容,居第11位,并标明了这个学科的具体内容包括新闻学总论等11方面,其中有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出版事业史、国外新闻事业史,不仅从制度上结束了“新闻无学”的局面[12],而且新闻史作为新闻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总之,该时期中国的新闻史研究逐步恢复和发展,新闻史的学科属性及其地位被确立,“新闻史非学”的说法被明辨的事实被否认,呈现出一个花枝春满、蝶舞蜂喧的新闻史研究局面。工信部:YY、斗鱼、美团外卖等应用检测发现问题 已责,新闻界协作研究的风气已经形成,如1986年10月30日至11日2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写工作会议。来自全国十几个新闻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代表在会上认真讨论了该书的编写提纲和指导思想,确定了全书的编写体例和对书稿的质量要求,选出了主编、副主编、编委会成员和各章节的具体编写工作主持人。一批新闻史课题被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如王福如的重点项目《新闻事业与现代化》(1986)、陈碧笙的一般项目《台湾新闻事业史》(1987),方汉奇的重点项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88)等;一些优秀的新闻史著作受到学界表彰,如1983年成立的吴玉章基金颁授的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奖中,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获得一等奖。1988年,新闻史方向的博士论文及其学位也问世,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尹韵公的《明代的新闻传播事业》和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稿》。